【提  要】文章概述了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时的办学理念及其实践，并进而探讨了大学应具有的精神品质和内含。
【关键词】张柏苓  南开大学  大学  精神

    一、张伯苓其人
    张伯苓（1876~1951），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于1894年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任海军士官生，他亲睹甲午之战威海易帜之辱，海军之惨败，故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教育救国之心遂起。
    1903年，张伯苓赴日考察大中学校教育制度；1917年又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并考察私立大学组织实施。
    1919年10月17日，张氏与严修等人创办南开大学，张伯苓任校长近30年。
    二、张伯苓的办学理念
    张伯苓作为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倡导教育救国，缔造了南开精神。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张氏在他的自传里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他主张教育必须完善个人的体格，使宜于做事；必须感化每一个人都为国效劳的精神，培养救国力量；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结果和方法训练青年；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
    在张伯苓精心指导和呵护下，南开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概括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目的。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张氏明确提出，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
    第二，重视适应社会需求，服务经济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张氏既建设基础理论科学，尤强调设立经济、商贸等学科，并且主张面对中国的落后国情，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
    第三，强调爱国、人格培养，注重道德教育。张氏几十年如一日，率先垂范，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点滴入微地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和行为规范，建设优良学风和校风。
    三、张伯苓南开大学的教育作为对大学精神思考的启示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在洪堡的领导下确立了大学教学与研究的双重特性，实行教授治校，倡导学术自由，从而使柏林大学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中心。而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精神的要义又该怎样？管窥世界一流大学，比照张伯苓主持下的南开大学，本文以为：
    大学应是思想燃烧的家园，而思想之求索，既有彼岸的关怀，又应有现实的关注。
    在牛津大学，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所以，蔡元培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视为大学的灵魂，而这种“思想创见”、“思想激荡”，不仅在于对真理的寻究和求证，也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对现实民生的关切。试看蔡元培时代的北大，风起云涌、龙腾虎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周树人，这些中国二十世纪最富智慧的思想先锋，激扬文字，挥斥方遒，遂奠定了百年中国思想奔涌的高峰。张伯苓从事教育始，即主张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他希望通过教育促进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他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致受淘汰。”由此可见，大学是探求真理所在的家园，是求解问题方略的芳园。所以，大学应该是一处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乐土，一处自由的、纯粹的理性思维生长的苑囿，是一个民族走向新文明的真正起点。
    大学也应是文化积淀的乐土，而文化之积淀，既有人文的传承弘扬，也应包括科技的生产传播。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求知是人的本性”。哈佛大学的校门上就写着“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的校训。应该说大学是一个追求纯粹学问、一个思想与知识与科学技术的生产流传传播的机构。大学教育，就是直面古今人类智慧的层层累积，沉潜其中，体味涵咏，积淀文化，承续文明。而大学教育，也应包括技术培养、技能养成的职业训练。之所以如此论断，更缘于我国迈向现代化历程的必然要求。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国贫民弱；建国伊始，拨乱反正，环视全球，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使大学承担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之职能，实属历史之必然，现实之需要；这即便不是大学精神的价值定位，也是中国大学职能的必然指归。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张伯苓的南开大学一向是自觉追求、切实践行的。
    张伯苓根据其“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思想，在二三十年代对南开大学的教育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突出人文和技术的结合，文化积淀和职业技能的互补。于此仅举数端，以窥其貌：
    第一，调整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理论与社会实际的联系，采取措施增加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国际学术发展课程，如开设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念，政治系教授共同开设“读书指导”，英文系全体教授主讲“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系全体教授主讲“化学问题之研究”，开拓学生知识视野，掌握最新学术动态，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如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学生商业金融实务的训练，先后增添“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及广告学”、“人事管理”、“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
    第二，加强实用学科建设，增辟与民族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如机电工程系和化工工程系等，使学生受到基础理论、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等三方面的系统训练。
    第三，设立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如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应用化学研究所等。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更不仅仅是一职业技能训练的场所，而面对百年中国求富求强的最大民族梦想、最根本的中国社会问题，张伯苓重视适应社会需求、服务经济发展、加强学科建设，明确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的要务，一是要传播关于中国问题的科学知识，一是培养解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应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南开大学“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故而，大学教育承担实用人才培养的职责，大学教育中文化积淀中包括实用工程技术的培养也自然是中国大学精神的品性之一。
    大学还是道德锤炼的殿堂，而道德之锤炼，不啻是爱国情怀的涵养，也包括人格的淬炼。
    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伟大的教育家杜威说：“在今日，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教育，与社会、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隔离。”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讲，大学的真正意义应在于精神、灵魂的作用。大学教育就是学生精神成人的过程，就是科学和道德整合内化的过程，是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于一身的过程。正象我国古代《大学》中所说：“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张伯苓提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把道德教育提到培养人的支配地位，视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首先，张伯苓把爱国主义教育置于学校思想教育的核心地位，视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看做学校培养人才的第一要义。他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张伯苓亲自制定“公允功能”校训，其中明确提出“公”的涵义既是爱国为公的意思。
    张伯苓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建立了具体的、系统的、经常性的、多样性的、生动活泼的爱国教育机制，形成了一套以学生为中心、符合他们要求的教育方法，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在长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上见功夫，取得了显著效果。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伯苓总是率先垂范，带头向学生讲爱国教育课，不是偶然兴起，而是经常如此。坚持利用每周的修身课（后来的每周集会）以他在北洋海军的亲历将中国屈辱挨打的历史，讲日本在天津设租界、奴役掠夺天津的历史。张伯苓是一位高明的演说家。他身材魁梧，操一口标准的天津话，声如洪钟，相貌端庄，气度恢廓、豪迈，给人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感觉。每到周三下午，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张伯苓缓缓走上讲台，开始“讲话”，起初声调平缓，渐渐的昂扬起来，高亢深沉，表情也随之奋发。他的讲话亲切自然，所讲内容多是学生行己处世之方，求学爱国之道，切实针对学生的思想情况和行为表现，没有干巴巴的大道理，没有盛气凌人的说教，虽是普通白话，却蕴含哲理。学生反映，张伯苓演讲，“语甚殷切，几如剖肝胆以示”，“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南开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多少年过去了，有些具体知识或许已经淡忘，但张伯苓富于感染力的爱国讲演，入心入脑，永不泯忘。
    其次，强调人格教育，张伯苓说：“研究学问，固然重要，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人格教育的重点，是学生早期品德的培养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学生一进入南开中学，学校就开展礼仪教育，规范举止行为。要求学生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交往处事，举止得体，说话和气，彬彬有礼，尊敬师长，自爱爱人，诚实守信，厚德谨行，在学校做一个好学生，在社会上做一个新国民。
    道德教育的另一方面是文明教育。在当时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许多陋习浸淫青年，他要求学生养成文明习惯。南开制订了严格规定，每一个学生必须面净发理，衣整厨洁，绝对不许蓬首垢面，言语蛮横，奇装异服。为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在校门围墙竖立一大穿衣镜，镜上横匾镶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镜箴”就像无声的教员，使学生们养成了在镜前整饰仪容的习惯。来南开的中外来宾。都赞赏衣镜和箴言，美国人还特地函索“镜箴”作为他们学校的借鉴。
    张伯苓还把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嫖妓悬为厉禁，犯者退学，决不宽恕，南开一直流传着一个张伯苓撅烟袋的故事。民国初年，有一回他申斥一个犯了抽烟禁令的学生，那个学生调皮地说：“您教我不抽烟，您干嘛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打不上话来，随后把烟袋一撅两截，坚定地说：“你不抽，我也别抽！”从此，他一生再没抽烟。他经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他正是这样做的，赢得了无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优良校风是现代学校风尚的体现，是一所学校传统的风气和学校特色的突出表征。张伯苓及其重视校风建设，明确提出：“个人应具固有之人格，学校亦当有独立之校风。”
    就一定意义而言，学风就是校风，没有好的学风就没有好的学风，好的学风要求学生树立扎实的作风和自学的态度，为此，张伯苓强调学生要勤勉、虚心、诚实。他说：“事业的成功关键在于‘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要做到诚，就要虚心，“有人欲进德修业。必以虚心为本”。张伯苓经常向学生讲“傻子”精神，他说：“欲成事者，须带有三分傻气人惟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他还经常告诫学生“不要走阻力最小的路子”，“勿畏难，勿自轻”，刻苦学习。南开的优良学风一直受到社会的称赞。
    在校风建设中，张伯苓十分注重团体精神的培养。他认为学生成立学会、团体，有利于他们“学共同生活”，“发展集合性及做事心”，形成共同的集体观念，在行为方式和习惯上达成一种默契和共识，使“他们的精神容易团聚，他们的责任也容易个人分担”，同时，学生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可借此做发挥个性的机会”。在张伯苓的倡导下，南开大学成立学术、文艺、美术、音乐、体育等各种社团，学校社团组织和课外活动十分活跃。每到下课后学生们就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和团体会所度过。特别是南开话剧团，遐迩闻名，历久不衰，编演了一大批中外话剧，成为中国北方话剧运动的中坚和代表。周恩来、曹禺都是南开话剧团的活跃分子，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熏陶了学生，曹禺、金焰、周汝昌、黄宗江等都从南开走向文学艺术道路。
    综上，大学精神的要义一言以蔽之：真正的大学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寓所，是超越俗世的文化中心，是造就一代高山仰止、景行景止的人世楷模。
    目前，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变革的机遇。基于网络的教育正在兴起，信息交流加快，资源共享更为普遍，终生教育的局面正在形成，同时社会对高素质综合能力强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高等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这就是说，高等教育是高新技术创造者和知识创新者的再生产机构，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是知识产业化的“核心部分”。因此，高等教育的功能已在原有的知识传播与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参与并推进社会进步，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面向21世纪，我国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一流大学，于此，回顾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作为，思考中国背景下的大学精神的要义，当是有着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