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是教育家，而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教育实践中却体现出许多熠熠闪光，不乏真知灼见的教育思想。
    鲁迅看重人文，其言“要立国先立人”，即在于塑造健全人格。在日本“弃医从文”，之所以选择从事文艺活动的道路，是因为在其看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呐喊•自序》）在《科学大教篇》中，鲁迅指出，仅片面地推崇科学，人生必归于枯寂。又言，人类所当希冀要求者，不仅是牛顿，也应有莎士比亚；不仅要有玻意耳，也要有拉斐尔那样的画家；既要有康德，也必须有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必须有卡莱尔似的著作家。此种种，“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偏倚，因此见今日之文明者也。”鲁迅自己亦终身着力文艺创作和思想的传达，是20世纪国民精神重塑的导师。要改造国民素质，要提高民族素养，不注重人文学科的教育犹如鸟折一翼，车失一轮，断然不行，特别是在步入现代化的征程中，要避免使“教育产品”成为“技术的高手，文化的侏儒”。
    鲁迅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言论。他在《五猖会》这篇回忆散文中写到儿时的“我”正兴高采烈地要去观看“五猖会”，却被“父亲”叫住了：“去拿你的书来。”“父亲”教“我”背书，还说“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此文所忆之事，给人颇多感触。其实为人师者，为人父母者切不可死抱着自己认为的“必须”而不顾孩子们的志趣、兴致、情境去硬塞给他们。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自己的行动主张，成人的以权威势力蛮横地限制约束是对孩子心灵的野蛮侵害。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杂文中提出：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都不该是命令者”；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试看当今，“望子成龙”被推向极端，育人和成材严重脱节，应试教育的实际盛行，以素质和个性为核心的教育机制远未形成。
    鲁迅还有一篇名为《风筝》的散文，其中的一些话也是有感于儿童教育讲的：“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外，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海婴过程中的一些事例也都反映出他对儿童的爱护和尊重，民主和科学。试举数端：
    有一次吃鱼丸子时，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都是没有味的，所以大家都不相信。但是鲁迅却把海婴碗里的拿来一尝，果然不新鲜。鲁迅就说：“他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察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于海婴》一文中也讲道：鲁迅对儿子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鲁迅自己生长于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性的习俗和规矩，他感受最深，决不让儿子再来尝受父辈所受的磨难。他不愿意孩子“拘拘为仁”，而要他“敢说，敢笑，敢骂，敢打”。如果父母错了，海婴来反驳，他总是笑笑领受。此种父子观，顺乎情，合乎理，渗透着人性美和高度自觉的理性认识，体现着原则性和人情美的高度统一。
    鲁迅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来的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中有写给亲属的遗嘱，其中一条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态度平实，想法实际，毫无矫情和虚妄。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可体现鲁迅对待青年，对待学生的一种人生态度，充满爱心，循循导之，殷殷怀之，渗透出崇高的育人之道，闪现着灼人的人格魅力，迸发着深邃的思想内蕴。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一面愤怒抨击政府当局，一面也在深深自责——“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他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同时，在文中他也谈到不赞成学生上街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这也是鲁迅教导青年要有“韧性”战斗的精神，而不要象三国时的许禇那样的“赤膊上阵”，同时看重生命，珍视自我。20世纪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世纪，这样，鲁迅“不肯虚掷生命”的思想就显得独特而切实。
    鲁迅讲过：解剖别人，而更严格的解剖自己。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讲道他和冯锵女士的见面，“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坦诚如此，实为罕见。当下伪饰盛行，更少自省；从此言语中不难烛照出世人的一些真面目。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教育青年对古今中外的“鱼翅”要取“拿来”的态度，“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胸襟之开阔，值得后人思味再三。
    鲁迅认为学生要自信，要清醒。唐弢在《锁忆》一文中回忆：“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的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这对现实教育中确立适宜的师生关系颇有启迪。
    鲁迅对待自己老师方面的做法亦值得后人汲取思考。
    鲁迅对待其师自然尊重、爱戴，但他从师，是为求知，更是为求真理，为求思想，所以老师对鲁迅的影响除却知识外，更在思想和人格。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求医时的老师，正直善良、认真热情，以平凡而伟大的人格，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鲁迅多年以后还这样追念：“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章太炎，鲁迅在日本曾从其学《说文解字》。鲁迅说之所以师从章太炎，“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先生听后说：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他举郭璞的《江赋》为例，说它何能动人哀乐？鲁迅默然不语，退而对友人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其实文字与文学应当有区别，《江赋》一类作品，很难说有什么文学价值。这反映出鲁迅“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鲁迅曾在一封书信中讲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言似金玉，掷地有声，凸现出其理性的思想、善美之人格。章太炎去世后，鲁迅抱病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对自己老师一生的功过予以公正评价。
    于此引一段张放《中国现代文人的教书》一文中对鲁迅先生的授课情景的记述：“鲁迅，无论讲《中国小说史略》还是《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等，都能纵横捭阖，影射现实，不囿于题而题自深，学生所得，已远远超过了课堂之内的东西。这样的教师，不用表演也不用做作，本身便有一种伟岸慑人的气质与风采。尚絨回忆鲁迅看书，很可以说明——‘他离开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的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的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鲁迅的语言‘缓慢清晰’，声音不高却被穆静所衬，间或诙谐引起欢笑，笑过之后品思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