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承志回忆知青的文字，说有一年在日本遇到位曾是关东军的老兵，当其听说张承志在乌珠穆沁草原下过乡时，竟感慨说道：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经过了青春。看来，凡青春经历的地方总让人牵念和回顾，而凡青春时的遭遇和历经也都会对人发生影响和作用。
    我的青春是在师院也就是现在的民大度过的。
    当时的是师院有穿天的白杨，有亮彻星空的图书馆的灯光；有清真食堂的烧茄子，有礼堂里的那片斑斓。同时，那些课堂讲台上的师长，也一样，已鲜活而笃定地留存在了记忆深处，时时念及，不时想起。是的，我的大学没有大师，求学的时光亦平淡无奇，鲜有刻骨铭心的场景和风光，只是觉得老师传布于你的那现已不甚清晰的种种已成了你的文化基因，气质内蕴，影响着你面对人生时的决断和思路，支撑着你为人处世的举措和定位。对此，也许诧异间想要否认要规避要躲闪，但又会惊觉：它是那样的顽固而坚定。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曾经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以后也会是先前的他们。
    这也许就是今天回忆的缘由。
    周双利老师我们私下里是称之为“老周”的，这称谓中透着尊敬和仰慕，以亲近来显示我们的荣幸。早就知道老周是67年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支边来师院的，而且他也常提及此事，但每次虽很有感慨，但无牢骚和酸辛，倒是自嘲中似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象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比如他说过：“我就不想去北京，有一年到教育部申请硕士点，见了几个大学同学，见了我：‘双利啊，还在内蒙呢？’我听了，他妈的当年毕业时一个个都往后缩脑袋，都留在北京了，我们都支边来了，现在倒做正人君子；毕业走的时候，他们说那东北可冷啦，你撒尿没撒完，就冻成冰棍儿了；你出门撒尿的时候要带个铁棒，别尿边敲。……”我们哄然大笑了，老师也笑着望着我们，似在咀嚼着那份人生的感触。其实这倒是他说话和讲课的特点：无论是讲自己还是他人，都出于超然的态度，情感是有的，有时甚至还很浓烈，但没有意气，更不是为了凸显自我，却是为了事实本身。就如一次他讲到去北京给导师陆宗达先生祝寿，席间向老师提到自己写的一篇谈论汉语变迁的论文，陆先生委婉地评价说：是那么回事吗？“我一听，当下脸就红了。”周老师讲到此处，竟面露羞涩，一时失语。而其时，周老师早已是北疆知名的学者了。
    也有同学会说，周老师的课太“散”，引申太多，失之精粹和严谨。一个孟子讲得好好的，最后竟不知怎么就迁引到了下岗职工引发到了系里一位调到深圳大学的教授的婚变上……现在看来，却十分想念这种“散”，“散”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未知。本来古典文学倘若就古而古，脱离现实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味。最后听到老师的话，是在毕业晚会上。周老师似乎很有感慨地说道：“都说哪个系哪个系黑，我总觉得咱们中文系不黑……。”也许老师是另有所指，或是在我们即将独对社会时说的一句慰勉。当时因为毕业分配的事情，晚会毕业生去的很少。
    和周老师同是六十年代从北京高校毕业支边来的还有教授我们现代文学的张彪老师。
    张老师，个头不高，步履蹒跚，但不是很明显，只能说举止迟缓。印象中，有一次张老师下了课系围脖竟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课时语调平淡，但时或有种锋芒；因为声音坚硬中夹着些许的浑浊，加之断句和停顿时有，又绝少或根本没有笑容，所以课似乎有些平淡，也少波澜。而现代文学用的又是唐弢的版本，鲁郭茅巴老曹而已；课又都是在早晨的第一节，所以听讲的同学就不多，我也时而犯困，要不就是读鲁迅的《呐喊》《彷徨》，百无聊赖地过着学期。不过，有一次的作业却让我有些羞愧。记得好象是写一篇评价冰心诗歌的。因为平日一无笔记，二不研读原著，就从图书馆借本资料，胡乱抄了一篇完事。不久，作业发下来，一看，一阵惭愧涌上心头。张老师在书写缭乱、表述错谬之处均做了勾画，且在文末写有评语：书写犹如天书，让人无法忍受。
    这一纸作业，我曾保留了好些时日，后来大概在辗转中不知什么时候给丢失了。
    大约是学期临近终了时，一天的现代文学课，张老师竟没有来，来上课的是教现代汉语的李元惠老师。李老师没有马上讲课，而是轻言细语地说到：“替张老师代一周的课。张老师他们大学的同学要搞一次聚会，都六十多岁了，恐怕以后想再聚就没机会了，张老师挺担心这课，说一个星期，课怎么办，我就给先代上一周。大家大概不知道，张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开学初，他想最后代一届本科生，所以就又上了一学期。”李老师说到此处，略一停顿，同学都倾耳静听，“大家是不是觉得张老师课讲得有点‘沉’？大家大概不太了解，张老师的经历很坎坷。他是五几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没多久，不是反右吗，一开始是让人们提意见。领导说了，你提提吧；张老师就说了几句。后来就给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了内蒙。”教室里一时间，寂然无声，很多同学微倾着头，听着老师的介绍。“张老师的课讲得沉，不过，不知大家看过他的讲义没有，那讲义是很有文采的。”
    也许，这就是难见张彪老师笑容的缘故。个人永远都是渺小的，且被历史所成就着。那已凝固以至消逝的笑容是当事人对生命的殉礼，对面对者而言则是深沉的思索连带迷惘。
    自然，张彪老师给我作业的那几行批语成了我永久的警示；当时在学业上也是不甚用心。虽不象李元惠老师在现代汉语的第一节课上说的那样：一年级呐喊，二年级彷徨，三年级恋爱，四年级跑分配，但也可谓无所事事，缺乏远大的构想，也少眼下的用功，在睡眠中，在心绪纷乱中度日。应该说，让我在专业上醒悟的是教古代汉语的邵文利老师。
    当时系里的学兄们有时会向我们讲述每个老师的掌故趣闻。说起邵老师，他们会说：“那是中文系‘三邵’中的‘黑手’，59分也不会给往上提一分的。”不过，他们也还会说：“这倒也公平，大家没了非分之想，也就心平气和。”所以，当一次古汉语考试过后，自己很是惴惴，和同学王玉霞徘徊在校园北墙外的白杨树林间，同学几次关切地问是否去找一下老师，她认识家的位置。但最后还是没有敢去，只是心中暗自祈盼。最后倒是没至于补考，刚刚及格，大概还是老师临了手下留了情。这也实实在在地提醒了自己不能再荒疏下去。
    此后，大约便渐渐用心学习了。
    邵老师目光平静从容，语调坦然流利：从庄周汪洋恣肆的“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到孔子意味深长的“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从“宋何罪之有”的诘责到“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叹；从杜预的注到孔颍达的疏，从何晏的集解到杨树达的疏证……把每个学子引领到那一派千百年前的语林句丛，探源溯幽，体味涵咏，使我们沉醉在端庄雅致的汉字韵味中，迷恋在洋溢智慧的讲授魅力中。
老师还要求我们背诵，《郑伯克段于鄢》、《触龙说赵太后》、《齐桓晋文之事》、《淮阴侯列传》，一篇篇背下去；他在每次古汉语课上检查，还是那样平静从容的目光，而同学却尽力埋下头去，生怕叫到自己的名字。老师并不顾及我们的偷懒，一位位地叫背起来；也终于可以一段一段地将《离骚》背出、将《荀子》背出、将《孟子》背出……《古代汉语》的结业考试，我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抬头望着讲台上的老师，老师还是那般平静、从容。
    每次下课，老师会拿起板擦，转过身去，抹动板擦，将黑板上的字一片一片擦去。几次，有同学跑上讲台，要接过老师手里的板擦，老师都会说：“我擦，我擦，我擦完了。”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以为常，只是多年之后，老师转身去擦黑板的身影却总是浮出心海，难以挥去。
他说过：“给大家开了三门课，《古代汉语》、《音韵学》、《训诂学》，都很枯燥，‘每况愈下’吧。”我们当时听了一笑，而现在也知道了，那样的课，一旦离开了校园，离开了老师，就怕难再听到了。如今，每逢遇师院学子，念忆起老师，竟会众口一致地说道：哦，邵老师，几年中文，好像就古代汉语学了些什么。
    中文系的另两邵：一为邵俊峰，讲美学，面黑貌丑，穿一黑夹克，常自称“开拖拉机的”，但美学讲得极好，间或穿插当年知青和乡下经历佐证美学观念；一为邵忠信，讲写作，面墨个高，声若洪钟，常把自己作品念给学生，念毕便问：“写得好不好？”众生齐答：“好。”“知道谁写的吗？”“不知道。”“我写的。”邵忠信老师还爱唱歌，大一时元旦联欢会上邵老师和讲港台文学的赵广兴老师一出现，邵老师便自报家门：“我要来就来阳关三叠，连唱三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萨》《三套车》，且俄汉并用。”一时众生喧哗，掌声雷动……。接着就是赵广兴老师朗诵余光中的《乡愁》。
    学兄也讲过赵广兴老师的，但奇怪的是他们不知何以竟呼之“广兴大哥”。“广兴大哥”的港台文学讲得也很闷，且课又都是在下午的1点半，所以很多同学浑浑欲睡，班上大概就有一个叫王宇波的恭敬地坐在第一排听课。每当这时，赵老师就会撇开讲义，说道：“我家开了个小卖铺……”，“我小名不记副教授……”，“我的儿子在北京……”，“我课余时间跳跳舞……”初始，同学还听得兴味，次数多了，听得就觉得有些浅了，而且就连王宇波也要往后坐，问他，答道：“不能再坐那儿了，大哥中午吃什么饭都能知道。”
    即便学生不敬，觉得赵老师浅，但也似鲁迅评价刘半农，是一种清澈的浅。
    虽一个“浅”字并不足以论定的了赵广兴老师，但一个“美”字来论刘永良老师，我以为极当。
    张彪老师讲闻一多的诗歌时称其有“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刘永良老师，也有“三美”：才美，字美，言美。刘老师是82年留校的，教我们时已是副教授，老师曾把自己在《红楼梦学刊》发的一篇《<红楼梦>回目指瑕》让我看。读后只觉文辞简约，考据充盈，深为折服。除了唐宋文学外，刘老师还带了我们一学期的书法课。他似乎偏爱启功先生的字体，一次整整临了一黑板。这时有同学悄悄言语：“老师不累吗？”“老师的表演欲很强烈。”“黑板呆会儿下了课都不舍得擦了。”刘老师说话语调轻柔，但不绵软；流利却不峻急，听起来似面拂初春煦阳，置身江南细雨。
    就在前几年，好象是从大学班主任于东新老师那里得知，刘永良老师调到了浙江师大。时光流走间，很多事情在变迁着在改易着，从96毕业离开母校，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老师们，只常常从于老师那儿、从留校任教的同学庞维天那儿陆陆续续知道些：周老师依然伏案治学，且在萨都剌的研究方面蔚为大观成就斐然；张彪老师已经去世；邵文利老师调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邵俊峰老师我们在时就去了大连大学；李元惠邵忠信赵广兴老师他们早就退休，想必现在在读的学子们都未必知晓了。我常联系的班主任东新老师，从硕士到现在河北大学读博士，几年来，一直是我们92中文这帮同学的纽带和标示。与其说他是我们的老师，毋宁说是朋友；与其说是朋友，倒更象是我们大家的兄长。
    虽然有同学说：“怀旧其实不是一种好事情。”同学涂雪菊也说：“所谓回忆都是经过筛选的。”但岁月如沙，蔓延而去，能有几许清粒可数也实为欣然；即便是经了筛选，也是因为印痕鲜明，情感郑重。“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毕业已是12春秋，人世匆忙蹉跎之际，写下这般文字，竟想起一首歌的名字，《yesterday once more》,是译作“昨日重现”，还是“此情可待”？不管什么，真想回到昨天的课堂！如若能够，定要坐在前排，当一个老师面前谦恭而端肃的学生。